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謹以此文紀念張元濟先生誕辰150年。
張元濟 (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 張元濟塑造了商務出版事業的方向。他在入館後的幾十年間歷任商務的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被視為商務的靈魂人物。張元濟之加入商務對這個出版企業的影響，怎麼估量都不過分。 01 張元濟早期的奔走與實踐 當商務印書館1897年在上海踟躕起步時，在北方的政治中心北京，張元濟這位將極大影響這個印書館日後命運的人物還在他的救國道路上奔波實踐。 張元濟，字菊生，浙江海鹽人，家為當地望族，詩書傳家。張元濟於1867年生於廣州，14歲時隨母回海鹽定居。他是通過傳統的科舉路徑進入到政治體系中的。1892年張元濟中進士後入翰林院，散館後授職，1894至1898年間，他是位身兼數職的六品官：刑部主事，並任總理衙門章京，兼辦礦務鐵路總局事務。
青年張元濟 總理衙門因專與國際外交事務打交道，是政府機制中的新學中心。張元濟對新學一向是開放接受並積極傳播的，他訂閱甚至代銷一些上海編印的新學刊物，從1896年起他開始學習英文。在商務印書館成立的同一年，他辦起了通藝學堂(最初名為西學堂)。這個學堂主要招收年輕官員和官員的子弟，教以「有用之學」即新學，希望以此培養現代技術人員和外交人才。 教育是張元濟貫穿其一生的關注重心。他在與好友也是進士同年汪康年的信中提到他的教育理念： 今之自強之道，自以興學為先。科舉不改，轉移難望。吾輩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說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 作為重要的發起人之一，張元濟對通藝學堂可謂傾注心血，尋找學貫中西的師資、購買書籍、上奏為學生爭取日後出路等，不憚勞苦。張元濟是個含蓄而不太做慷慨陳詞之人，往往行在言先，「惟有以身先之」的實踐態度，也是他一生行事的準則。
張元濟手書「一室圖書自清潔，百家文史足風流」 張元濟開明積極的新學傾向、辦學熱情，以及他的辦事能力，在北京官僚階層中開始獲得名聲。或許正因此，在1898年6月，以《定國是詔》的頒布為標誌的戊戌變法開始之際，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在其保薦通達時務人才密折中，將張元濟與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和梁啟超五人一同向光緒皇帝推薦。其中對張元濟的薦語為「熟於治法，留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即便從後來張元濟的一生來看，此論人之語亦為精當。 此折上後三日，光緒同日分別召見康有為和張元濟，這是清代皇帝第一次破格召見六品官。這次召見以及事後張元濟所上革新措施的兩條奏摺，使他被列入維新黨人之列。9月變法失敗。張元濟受到的處分是「革職永不敘用」。 由於李鴻章的推薦，離開北京到達上海的張元濟被盛宣懷聘任主持剛成立不久的南洋公學譯書院。南洋公學於1896年設立，在京師大學堂建立之前，它被公認為是中國設備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學院。南洋公學在上院(大學部)、中院(中學部)、師院(師範)和外院(小學部)外，後另設譯書院，主要負責翻譯西書，之前多出版從日文翻譯過來的軍事類書。張元濟主持後開始翻譯重要的政治、技術和社會科學等方面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嚴復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原富》(即《國富論》)。
1900年張元濟在南洋公學 1901年初，由於南洋公學的總理何嗣焜突然去世，張元濟就任代總理。他變革了一些課程，加入了一些新學內容。此期間他的一大創新是設立了「特班」，這是專為已受過舊學訓練的學者開設的新學教育課程班，蔡元培受邀擔任特班教習。這個特班培養了一批日後著名的學者，如李叔同、胡仁源、黃炎培、邵力子等。但因與監院福開森在辦學思路上的矛盾，張元濟不久即請辭代總理，不過仍繼續主持譯書院。直到他進入商務印書館。 02 入商務印書館 和中國歷代的許多士人一樣，張元濟也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身歷那段頗具波瀾的戊戌變法之後，他對清政府官僚機構的顢頇和效率低下已有深刻認識。在晚清「大廈將傾，群夢未醒，病者垂斃，方藥雜投」之際，張元濟更認定教育乃是救國正確的方藥。教育亦成為他為之努力一生的事業。 但在這個時期，他的教育觀念有了些變化。大約是由於通藝學堂和南洋公學的經歷，使他對在官僚體制內的辦學效果持失望和懷疑態度。早在1898年，京師大學堂開辦時，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孫家鼐簽准派張元濟擔任總辦，張推辭了，他在與友人信中說到的理由是與其他辦事人員志向不同，以及對官僚體制內辦事掣肘低效的反感。(張元濟在當時與好友汪康年信中說到，「大學堂事，壽州(孫家鼐)派弟充總辦，業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極力辭退。此事亦恐變為官事，步官書局之後塵。可嘆！可嘆！」從此語中亦可見他對官書局的態度。)他後來的數次辭官不就，亦與他對「食官俸祿」之官場辦事不得力的失望相關。 他的另一個教育理念變化是，他的關注重點已從開設通藝學堂時期的、以培養高等專業人才為目的的精英教育轉為注重以開啟民智為目標的普及教育了。他述及自己的轉變： 元濟前亦學習洋文，且推重專門，以為設學堂必當辦此，曆數年之愚，漸悟其非，以洋文不能盡人皆曉，專門更非盡人能習也。今設學堂者，動曰造就人才。元濟則以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稍稍明白耳。人果明白，令充兵役則知為求獨立也，令納租稅，則知為謀公益也，則無不欣然從矣。蓋如是而後善政乃可得也。 1902年初張元濟在當時很著名的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上發表《答友人問學堂事書》一文，明確提出「教育之普及」，認為教育「必重普通而不可言專門，必先初級而不可亟高等」。 張元濟的普及教育之理念因後來與夏瑞芳的結識而有了事業的落腳點。
南洋公學譯書院版《原富》 南洋公學時常有些試卷、教案及翻譯書籍需要付印(嚴復所譯《原富》就是由商務印書館代印的)，當時因印刷質量優良而漸有名氣的商務印書館因為承接南洋公學的印單而與張元濟開始接觸。交往中張元濟對夏瑞芳的勤勉、辦事效率和事業雄心有很更好的印象。因信任夏瑞芳的為人，張元濟甚至在一次夏遇到資金問題時為夏做擔保使他借到了一筆錢。 而夏瑞芳則很欽佩張元濟的學識和人品，曾將自己所購的日文譯稿請張元濟代為審閱和請人修改。當時夏瑞芳因為在考慮出版業務的長遠發展，已經意識到了成立編譯所的必要性，在他心目中，張元濟這位新舊學淹通的翰林先生是他設想的編譯所理想的主持人。張元濟後來回憶說自己當年「羈棲海上，獲與粹翁訂交，意氣相和，遂投身商務印書館。」這種「意氣相合」，使在物色編譯所主持人選的夏瑞芳和厭倦官僚體制希望另覓教育途徑的張元濟在新出版事業中找到了共同合作的契機。
夏瑞芳 有一段流傳頗廣的對白。當夏瑞芳誠摯邀請張元濟入館時，張元濟戲言，「南洋公學月俸三百五十元。商務請得起嗎？」夏瑞芳竟一口答應。傳說是否確實雖不可考，但從中頗能凸顯張元濟的戲謔試探和夏瑞芳的識見與誠意。張元濟之答應入館的真正原因恐怕還在於他已認定「出版之事業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 張元濟將出版看作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的一種方式，晚年時他總結的「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便是寫照。所以在入館時他與夏瑞芳約定，「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商務最初創業的幾位先生亦對教育頗熱心，故與張元濟此旨頗為相合。我們將看到，從此「昌明教育」成為商務一百餘年的營業宗旨。 1901年，張元濟投資商務印書館。1903年初，張元濟正式進入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所。張元濟的這一選擇持續其一生，之後他幾次拒絕了各種官職邀任而矢志於出版事業。(比如清政府以外務部、學部、郵傳部等部門的官職招之，以及後來袁世凱的熊希齡內閣以教育總長之職招之，張元濟皆未實際赴任。)1904年，他給友人的信中之語或可表明他矢志出版而棄絕仕宦之原因和決心——「弟今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我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作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
《張元濟全集》 張元濟的加入，為商務印書館帶來了出版的方向、學養和人脈。他的到來，標誌著當時知識精英的最高層進入出版業。「自是厥後，商務印書館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業為主者，進而為出版事業。其成為我國最長之大出版家，實始於張君之加入。」(王雲五語)技術工人出身的企業家和翰林出身的活動家的結合，拉開了商務印書館在近代文化史上恢弘演出的序幕。 03 編譯所成立與清末知識分子的職業選擇 編譯所成立 20世紀初，國內現代高等教育尚未發展起來，知識分子的職業化還未成熟，當時社會上沒有形成穩定的作者群體，由出版社組織自己的編著、編譯隊伍而不是依賴於外在不穩定的稿源，對於出版業務的發展就顯得十分必要。當時大規模的書局如點石齋、同文書局等，都有自己的編校機構。 商務印書館自開展出版業務以來，夏瑞芳就在認真考慮成立編譯所，請有學識的人來主持其事。商務印書館在出版業務上經歷的一次挫折更強化了此事的迫切感。當時翻譯出版西學書籍成為出版業的一個熱點，夏瑞芳亦頗思在此方面著力。由於當時通西文者少，故很多書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他通過人購買了十幾部留日學生從日文翻譯過來的稿子，但因為質量不佳，根本就不能出版。經過此事，夏瑞芳痛感必須組織自己的編譯所。
創業五年後在北福建路的廠房 1902年，也就是在創立五年後，商務印書館進入新的轉折點。它成立了印刷所(在北福建路)和發行所(在棋盤街)，尤為重要的是，編譯所終於同年在唐家衖設立。一個出版社的完整部門建制規模就此具備。 編譯所在機構設置上與印刷所、發行所平行，負責翻譯、編纂、編輯和出版事務，成為商務出版業務的「首腦」機構。它的成立，對於商務迅速成長為國內出版巨擘是基礎性的也是關鍵性的一步。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建制一直延續到1932年，人數最多時達三百餘人。
張元濟(右二)與蔡元培(左二)合影 編譯所最早由張元濟推薦當時「愛國學社」的經理蔡元培兼任所長，幾個月後，蔡元培因為蘇報案的牽連離開上海，張元濟接任編譯所所長。編譯所成員最初只有數人，後來迅速擴大，早期分國文、英文、理化數學三個部，到1908年時已有64人，其中不乏代表當時中西知識水平的精英。 編譯所的成立及相應編譯人才的入館，從根本上改變了商務印書館的業務構成。它的出版業務迅速發展，很快超越印刷而成為主體業務。商務1902年的出書量為15種，到1903年就迅速增長至51種，而從1906年起，年出書量超過100種。 清末知識分子的職業選擇 編譯所的人才匯聚，一方面得益於當時上海已經匯聚了很多江南人才；另一方面，這批文化精英之所以選擇以往士人所不屑為之的出版業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事業，亦與當時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和社會形勢的變化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元濟之入館具有標誌著現代知識分子職業化開端之意義。 在傳統社會，士大夫價值觀與商業價值觀是對立的，處於主流的前者往往貶低後者。如果說19世紀四五十年代進入外國教會出版機構的王韜、李善蘭等文士還時有屈尊書業的不得志之嘆的話，甲午戰爭之後的社會情勢已在發生著變化。重實務，斥浮虛逐漸成為知識群體的共識。
1936年張元濟(圖中)與商務印書館同事高夢旦、李宣龔在重慶合影 較早進入商務編譯所的高夢旦的下列言論頗具代表性： 昔人謂俗士不可醫，吾則謂雅人最無用。雅人之吟風弄月，對於日用之權度數目，有時且不能辨。試問此等人於世何益。今日之世宜俗，俗則庶可深入社會，切合實用。 這裡已經體現出一種完全不同於傳統文人的吟風弄月意趣的「切合實用」取向。這種重視「時務」的轉向是當時文化精英的通行取向(當然這也部分傳承了傳統士人「經世致用」的面向)。在這一取向下，各種實業和商業的價值開始獲得社會認同。 在現實層面上，士人的職業出路亦發生變化。傳統社會中士人的主要出路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而清末之際，政府管理日馳，科舉仕途之徑日益衰竭，而且，傳統中學受到新學的巨大衝擊而逐漸被視為無用之學，被越來越多的人擯棄。至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此一由學而仕的制度化路徑被徹底廢棄，知識階層參與社會、獲取個人職業的基本路徑亦發生根本改變，士子們必須另覓其他立業之途。 與此同時，新式教育和新式新聞出版業開始在中國迅猛擴展，這些新領域成為文人學子可以施展才華的新空間。清末時期，不少知識人積極參與到興辦新學、創立報館書局、從事編譯著述等事業中來。也正是在這類新的「公共領域」中，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第一代「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形成。 中國社會對教化、教育的尊崇，可以從知識精英在甲午戰爭之後的反應中看出來。在總結中國不敵日本的原因時，精英們迅速將根由歸結到了中國之教育落後上。士紳們積極參與興辦學堂的熱情基於此，士子們投身出版亦因此。整個近代出版史上，以啟蒙教育為特徵的教科書和西學譯介一直是出版物的兩大主體，亦可見出版與教育的同一性。而中國傳統上賦予書籍的立言、傳道、教育等宏大價值，亦使圖書出版與中國知識精英的自我認同較為接近。這使一批立志於「教育救國」的士人投身出版。
《最新國文教科書》 在這種取向下，出版業成為一批知識分子的職業選擇和安身立命之所。我們發現，這一時期主動投身於出版業的知識精英有著大致相同的經歷和氣質：他們既受過舊學如傳統經學、訓詁學訓練(有的甚至是傳統文化的領袖)，又接受過新學薰陶；他們多為社會變革的傳播者和倡導者，曾從事過切實的社會改革活動，如開辦新式學堂、結社、移風易俗活動、從事婦女兒童教育等；他們大都帶著「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的抱負投身出版。張元濟如是，編譯所早期諸賢亦如是。 編譯所早期諸賢 勾勒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幾位早期元老的群像或可增進我們對當時知識階層的人生道路和職業選擇的理解，亦可理解商務早期騰飛式發展的基礎。
高夢旦 高夢旦(1869—1936)，名鳳謙，以字行。福建長樂人，出生於桐城派古文名家，中過秀才，後放棄舉業，以教讀自給。他是維新人士，曾涉獵譯書，還曾寫信給《時務報》呼籲取締下跪磕頭禮而被梁啟超讚賞，之後與梁成為莫逆交。他擔任過浙江蠶政學堂教習、浙江求是大學堂總教習，後又作為求是大學堂留日學生監督率學生東渡。在日本期間，高夢旦考察了日本政治教育，以為教育根本在於小學，因而立志編教科書。回國後，他和張元濟談起此志向，引為同調，遂於1903年12月進館，任國文部主任，主要負責教科書的編輯工作。 高夢旦後來多年實際主持編譯所工作，1918年正式接任編譯所所長。他是張元濟的左膀右臂，幾乎參與了商務所有的重要決策，被目為商務的「參謀長」，「能斷大事，慮無不中」。他是一位辦事能力很強的人，編譯所另一骨幹蔣維喬曾生動描述他的精幹，「於自己手中之財，漫不加察，而獨於公家做統計計算表，則精核迅速。每成一稿，恆見其持片紙，逐項加以統計，未久即成一表，已知此書成本應若干，定價應若干，雖老於印刷者不及也。」高夢旦為人內方外圓、待人誠懇熱心，能夠協調各種關係，故於館內新人提攜、人事安排諸方面亦多有力。
蔣維喬 蔣維喬(1873—1958)，江蘇武進人，字竹莊。20歲時中過秀才，後在江陰南菁書院、常州致用精舍等著名的新式學堂求學，對天文、算學、理化等新知頗有研究。後留學日本，加入了蔡元培創立的中華教育會，後應蔡元培邀請成為愛國學社的義務教員，任愛國女校的校長。 蔣維喬於1903年入館，是早期編譯所的元老和骨幹。他是「最新教科書」的主要編寫者之一，後來長期負責商務的中學及師範學校教科書的編輯工作。他也是《辭源》的主要編輯者，並曾主持過商務所辦小學師範講習所、商業補習學堂、尚公小學。民國後蔣維喬在教育部任職，後擔任過東南大學、光華大學的校長。他後來成為著名的佛學家，他的《中國佛教史》是中國第一部此專題方面的著作。
蔣維喬致信莊俞 莊俞(1876—1938)，江蘇武進人，今文經學名家莊大久的後代，曾中過秀才。年輕時在家鄉常州組織天足會、體育會、私塾改良會等協會，以改良當地風氣為目標。他擔任過武陽公學教習，後與嚴練如等人成立人演社，譯印新學書籍。1903年莊俞由蔣維喬介紹入商務印書館，亦為編寫教科書的骨幹力量。他在商務三十年，歷任國文部長、交通科長、機要科長、總務科長，董事會監察人、董事，並擔任過商務附屬的尚公小學校長數年。
杜亞泉 杜亞泉(1873—1933)，紹興人，名煒孫，後以號行。幼習舉業，中過秀才。少時就讀於享有盛譽的崇文學院，後退學，棄帖括、訓詁等「無裨實用」之學，自學數學、化學、醫學等自然科學。他一生熱心於推進新式科學教育，擔任過紹興中西學堂教員、南溪公學校長，創辦越郡公學。他1900年在上海創辦亞泉學館(後改為普通學書室)，同時發行科學刊物《亞泉雜誌》。進商務前，杜亞泉已是一位有一定影響的學者。他一生以科學的方法研求哲理，是近代科學主義的主要代表。 當時商務缺自然科學方面的骨幹編輯，1904年杜亞泉應張元濟、夏瑞芳之邀入館，任編譯所理化部主任，在他主持下，理化部成為20世紀初年中國最有影響的普及和傳播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機構。他負責編輯理化類教科書並編纂了大量博物理化書籍；他首次介紹元素周期律，至今仍在沿用的化學元素的中文譯名部分也出自他的首創；他主編了《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小學自然科學詞書》等重要辭典。1911年至1920年，杜亞泉兼任商務最有影響的期刊《東方雜誌》的主編
孫毓修與徒弟茅盾 孫毓修(1871—1923)，字星如，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南菁書院接受傳統學術訓練，中秀才。後認為「科舉已成弩末」而放棄舉業，跟從一位牧師學英文，中歲從版本大家繆荃孫學習版本目錄學。家有藏書樓「小淥天」。 1907年孫毓修入商務印書館工作。他在商務的工作包括兩大內容，一是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一是古籍的整理出版。他認為「兒童之愛聽故事，自天性而然。……其感人之速，行世之遠，反倍於教科書」。他主撰並編輯了《童話叢書》兩集一百餘冊，用白話文編寫，其中部分取材於西方的童話故事，如安徒生童話和格林童話，部分根據我國傳統史書、話本和通俗故事改編。《童話叢書》分不同年齡段撰寫長度和深度不同的故事，是「五四」以前中國影響最大的兒童文學讀物，孫毓修也由此被認為是中國兒童文學的開山祖師。此外他還編輯了介紹中外歷史人物的《少年叢書》，編過針對少年兒童的科普叢書《常識談話》，主編《少年雜誌》(從1909年創刊到1914年)。 孫毓修在商務的另一工作的古籍整理。由於他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深厚功底，他成為商務印書館早期資料室涵芬樓的負責人，協助張元濟選購和整理涵芬樓的藏書，之後有協助張元濟進行《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初編等的選目和出版工作。
鄺富灼 鄺富灼(1869—1931)，字耀西，廣東新寧人。他是不同於維新人士的另一種知識分子類型，具有清教徒做事的認真誠懇態度，又具有愛國熱情。他早年到美國打工，入基督教，後求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廣州方言學堂、廣東高等學堂任英文教習。後經清廷的留學生考試，授文學進士，被授郵傳部尚書之職，不久即辭職。1922年被他的美國母校授予文學博士學位。 1908年鄺富灼被張元濟引薦入商務印書館，任英文部主任，主持規劃並親自編輯多種英文教科書、英文讀物和漢英詞典。他在館工作二十餘年間，商務共出版英文教科書81種，均經過他的審定，其中署名為他編纂校訂的有21種。在他的努力下，商務印書館所出英文書籍不僅數量居於全國之冠，質量上亦被外界稱為「實可與舶來者相頡頏」。 編譯所早期之人才匯聚，一方面源自張元濟和夏瑞芳積極發現、招引人才，另一方面也來自商務同仁之間的互相引薦，比如由於鄉梓關係的引薦，如蔣維喬和莊俞的引薦，使國文部形成了一個由常州籍人士組成的「常州幫」，理化部則由於杜亞泉的關係形成「紹興幫」。另外也有通過師生同學關係、教友關係而相互引薦的。當然，商務印書館本身的事業追求，以及它「一則管理有方，二則不受政治牽涉」的企業特點也成為吸引有志人才的重要因素。當時編譯所人才可謂兼容並包，達一時之盛，在學識上代表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中西知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