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丑》（Joker）真的被宣布獲得最佳影片的那一刻，媒體大廳里還是爆發了一陣噓聲，噓的是歐洲古典敘事在故鄉大地上的式微。這甚至與《小丑》本身好還是不好都沒有關係。作者電影中毒的觀眾也會讚揚《小丑》，但他們不想看到一部好萊塢大片得到最古老電影節的獎盃。
這個故事如果發生在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們都大可批評歐洲人的固步自封。超級英雄電影也可以是藝術化的，藝術電影就一定不能有大眾緣嗎？但時值今日，這樣的批評就變得複雜很多。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比《小丑》這部影片還要精彩。以評審團主席露柯希亞·馬泰（Lucrecia Martel）針對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性侵案的發言開始，到本土黑手黨紀錄片《黑手黨不再是曾經》（La mafia non è più quella di una volta）臨時取消新聞發布會結束。資本介入的糾纏不清，社會議題的強勢鋪張以及性別爭議的不加思索，把今年的威尼斯演成了荒誕劇，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與今年的坎城形成了互文。
評審團主席、阿根廷女導演露柯希亞·馬泰的每一次出現都會同時受到喝彩與噓聲。如果用她自己的方法挑釁一點來說，男性主席從不會遭遇這種狀況。馬泰基本就是白人女性文化中產階級的代表，她們不是少數人種、受過良好教育、具有不小的社會資本，性別是她們唯一還沒有特權的一個身份。所以不難理解，當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無法將導演本人和作品分開，所以不會祝賀波蘭斯基時，那激進批判性背後的無所畏懼，因為她真的也沒有什麼其他可以害怕的東西了。馬泰的行為本身並沒有什麼可以詬病的地方，她有發表立場的自由，但就波蘭斯基的案件而言，以評審團主席的身份發表這樣的言論，無疑是欠缺思考的。
波蘭斯基的案件沒有事實上的爭議，他認罪並且願意接受刑罰。但在最後一刻，檢察方反悔了原本的協議。所以他出逃了。這樁性侵案的焦點是美國司法制度。當然，波蘭斯基本人是不清白的。可當馬泰批判波蘭斯基的時候，更像是單純的兩性對立，這對於想要獲得平等的女性而言，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女性主義針對的不是男性，而是強權，想要獲得的也不是高人一等，而是可以平等交流的可能性。
因此，當媒體一致看好的《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顆粒無收時，就有些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意味了。《婚姻故事》本質上是導演鮑姆巴赫（Noah Baumbach）作為男性的反思。他以自己失敗的婚姻作為契機，採訪了周圍許多朋友的離婚故事，最終寫出了一場溫暖、唏噓、幽默並帶有強烈自省意味的作品。男主角自我、驕傲、忽略妻子需求的形象，不可避免地隱射了導演本人的經歷。完全了解女性是不可能的，但鮑姆巴赫在描寫失敗婚姻的原因時，試圖站在女性立場與自己進行一場談話，沒有夾帶任何的嘲諷，也沒有放棄愛的可能性。馬泰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來的女性主義立場，讓人以為，《婚姻故事》這部影片會獲得她的青睞。雖然評審團不是只有一個人，最後結果或許與她本人的意願南轅北轍，但《婚姻故事》在獎項上受到的忽視，完全可以暴露現今歐洲電影節與世界電影人的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在性別議題上的不加分析。正如馬泰把波蘭斯基案看做單純兩性衝突一樣，當一種兩性關係的反思出自男性時，這個聲音就被處在憤怒和緊張狀態的女性給忽略了。可是，平等的交流難道不才是她所應當追求的嗎？
第二個問題是對私人情感生活的輕視。今年威尼斯的獲獎名單在某種程度上簡直和坎城如出一轍。獲得最佳影片的是一部媒體評價不錯、極具商業價值並且社會議題鮮明的作品，而呼聲極高、描寫私人生活的傳統歐洲敘事藝術片卻只得到了最佳男主角。諷刺地是，在坎城沒有獲得最佳影片的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在威尼斯獲得了終身成就獎。馬泰包含身親眼含淚水地說：「想真正觀看佩德羅的作品就必須要和我們家中那些不得時尚之道的角角落落和解，我們全家福照片里的可怕背景，我們的成年禮聚會，女孩們糟糕的髮型。阿莫多瓦給我們的記憶填滿奇思妙想……可現在，佩德羅，極右派在世界抬頭，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你。因為我們穿著比基尼，卻仍舊泡在一片漂浮著逝者的海域中，謝謝你，佩德羅。」所以，馬泰可以理解，一部講述家庭講述私人生活的影片，事實上也是一部足以對抗極右潮流的作品。正是那種發生在私人生活里的不適、對抗和美好，才讓我們看到社會變遷對於個人的巨大影響。可是威尼斯自己的獲獎名單里，除了最佳劇本的《繼園台七號》、最佳男演員影片《馬丁·伊登》（Martin Eden）以及最佳新人演員影片《乳牙》（Babyteeth）——又都只是最佳演員——以外，私人生活依然是缺席的。
楊凡在拿到最佳劇本時說：「大家一直都說我的故事很無聊，但你們看，我現在獲得了最佳劇本。」或許他誤解了這個獎項的意義。《繼園台七號》從一段充滿性壓抑的三角關係入手，講述了老香港的時代變遷。從整個劇本結構上來說，楊凡還是有他的老毛病。但貴在真誠。不可否認地是，無論《繼園台七號》的旁白多麼雞肋，無論故事重點和人物動機有多麼不清楚，楊凡拍攝影片的心意是真誠的。這個年紀的人還能以一顆火熱的心去拍攝自己的慾望，無論如何都是值得讚譽的。但問題是，如果只是因為想給予一個獎，卻覺得它還不夠最佳劇本以上的獎項，那這個最佳劇本就有些沒意思了。從本質上來說，評審團依然在追求直白的宏大敘事。
第三個問題是資本的混雜。《婚姻故事》是Netflix出品的電影。這幾年，Netflix和歐洲電影節鬧得不可開交，坎城不待見，威尼斯給金獅，與其說是電影形式的爭鬥，不如說是電影市場的爭鬥。無論坎城再怎麼解釋電影只能在電影院裡看，大家都能看出來Netflix的問題是對電影市場的衝擊。Netflix出品的電影在電影節首映之後，一般會在美國電影院進行所謂的「有限放映」（Limited theatrical release），然後就會直接在流媒體平台上播放。這無疑改變了原本院線電影的收益模式。而好萊塢大片進入威尼斯主競賽，也從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美國資本對於歐洲電影市場的衝擊。美國電影和歐洲電影節之間的身份發生了改變。曾經它們以入圍歐洲電影節為榮，在那個時期，歐洲電影節把最佳電影給美國大片，可以是一種突破，但其背後真正的姿態是「居高臨下」。但這兩年呈現頹勢的威尼斯電影節，由於沒有像坎城電影節那樣充沛的電影市場，只能仰靠著好萊塢吸引更多媒體的到來，以對抗多倫多電影節對它的影響。所以不難理解，噓聲背後也許有著顏面上的不甘。
在這些問題的背景下，我們真正關心的是，曾經讓中國大陸電影走向世界的威尼斯電影節，是否還能讓中國大陸電影重新登頂？入圍主競賽的婁燁新片《蘭心大劇院》不僅在媒體評分中沒有獲得好成績，也沒有在最後的獲獎名單上占據一席之地。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今年坎城電影節的《南方車站的聚會》上。2013年的時候，賈樟柯的《天註定》還在坎城獲得了最佳劇本，可現在，似乎中國大陸電影在主競賽里不太能獲得除最佳演員獎之外的重量級獎項了。這和歐洲電影節的三個問題的確很有關係。一方面，中國大陸電影現在正在進行視聽語言上的嘗試，包括《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內的影片，都在追求中國寫實主義傳統以外的表達方式。不難猜測，類型片，特別是黑色電影或許會是今後入圍歐洲電影節的一大趨勢。但這樣的視聽語言對於在表現主義電影中長大的歐洲電影而言，並不新鮮。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電影在內容上開始關注個人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這與如今最求宏大敘事或者直白社會議題的評審團口味也不相符。所以，如果還希望中國大陸電影可以斬獲什麼獎項的話，不如參考一下《我控訴》（J』accuse）。
是的，儘管馬泰直接表明對波蘭斯基本人的不滿，但《我控訴》還是用一種不可質疑的優秀拿下了評審團大獎。而波蘭斯基本人甚至都沒有來現場。最佳導演的羅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也沒有，當然他們的原因應該不同。已經獲得過金獅獎的羅伊·安德森不喜歡坐飛機，這次的影片《關於無盡》（About Endlessness）比不上之前的影片，他的獲獎更像是一種人情。但波蘭斯基則不同。《我控訴》可以拿下大獎，是真正實力的體現。這部影片描寫了法國歷史上著名的冤案德雷福斯事件，猶太軍官在一種反猶太的社會背景下被錯判，軍方為了掩蓋錯誤，不惜製造更多冤假錯案。這個故事非常複雜，一不小心就會被拍得俗不可耐而煽情。但波蘭斯基沒有這麼做。他保持著極大的冷靜和克制，用一種看似不加批判的視角一步一步呈現歷史的荒誕。它的敘事既是宏大的，也是私人的。每一個涉及其中的人物都有血有肉地構建出龐大的現實狀況。中國大陸的導演或許可以從中尋找靈感，把一個女間諜的「小」故事擴大到整個抗日戰爭的殘酷，大概才能打動現在的歐洲電影節評審們。
